数字王家卫

数字是王家卫影迷的接头暗号：1960。1966。1990。1997。2046。1分钟。0.01公分。25000里。57个钟头。223。663。1818。5月1日到期的30罐凤梨罐头。1万年。

爵士乐手都市诗人

第一部英语片，王家卫选择纽约为故事的起始和终点......那是跟香港气质最接近的西方都市。对于《蓝莓之夜》最大的好奇是，美国之旅的广阔空间，让王家卫的影像有什么变化？还是像《春光乍泄》那样，跑到天涯海角，多数镜头仍对准室内？

当他想逃避，“他乡”是《旺角卡门》中的大屿山、《阿飞正传》中的热带森林、《重庆森林》中的加州、《春光乍泄》中的伊瓜苏大瀑布、《花样年华》中的吴哥窟、《蓝莓之夜》中的美国旅途。从都市逃往自然，从当下逃往古迹，从室内逃往公路——但是王家卫的逃避之旅是自我放逐之旅，亦是自我回归之旅，他最后还是要回到那片城市灯火点缀的人造森林。“挪威的森林”固然引人，“重庆森林”却是永远的原乡。万水千山不是情，对于王家卫，城市才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梦回萦绕之境，他的镜头在都市的吉光片羽和杂乱拥挤里才焕发生命。

因为，他习惯城市，他习惯室内，他理解狭窄的空间。那才是香港，那就是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他也习惯一切人工的物事。室内的盆景，似乎比奔腾磅礴的天然瀑布更让他有兴趣。《春光乍泄》的最后，找了一通瀑布的王家卫，还是要以香港水泥森林中的光影流水结束那个故事！

述说王家卫，我们绕不开这片词语森林，就如同在都市里，我们躲不掉霓虹灯，便利店，咖啡厅，摄像机，镜子，手机，快餐，罐头，电视，汽车，地铁，钟表，音响，时装，大楼，房间，楼梯，街角⋯⋯他的电影充满这些影像，在其中他呈现都市人生的诗意与迷惘。

王家卫找爵士歌手诺拉琼斯演女主角，一点不令人奇怪。一方面他以前就喜欢找王菲这样的歌手演出，一方面如果有什么人对王家卫的拍摄风格最不感到陌生，应该就是爵士乐手了。“他像玩爵士一样弄电影！”，诺拉琼斯早知道。爵士乐的即兴发挥，爵士乐的酷，爵士乐的忧伤，爵士乐的优雅......王家卫的确是像玩爵士一样拍电影。他的《阿飞正传》，就连色彩也用的是蓝调的那一份忧伤之蓝。

他是一个重感觉重情绪的印象派，他是一个吟唱都市情绪的爵士乐手，是游走在城市空间里的影像诗人。

数字可以意味深长

还有数字。数字是王家卫影迷的接头暗号，1960。1966。1990。1997。2046。1分钟。0.01公分。25000里。57个钟头。223。663。1818。5月1日到期的30罐凤梨罐头。1万年。

是，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有“100%女孩”、“出席358回课”“抽了6921颗烟”。听起来挺酷，其实是我们后现代数字化生存的一个有意也好、无心也罢的流露。一切都被量化:点击率，销售额，片酬，记录，数字满天飞，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表白和记忆爱情的方式，也充斥了数字。

但是王家卫的数字游戏，又不完全是信手拈来的后现代，有着历史、社会及现实意味。王家卫的大名在江湖上响彻已久，久得我们差不多忘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1990，《阿飞正传》奠定他在香港影坛的地位。1990，对于香港人，之前是1989，之后开始面对1997。1989决定了他们对1997的焦虑，而他们别无选择，充满不自主感。对于大陆人，之前，1989，终结了一个宏大叙事的激情年代；之后，物质主义和消费社会以迅猛的力量全面降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虚无的、无厘头的、以轻对重的村上春树、王家卫、周星驰，包括王朔，在香港大行其道，也在大陆一代青年人中大行其道。

焦虑会给创作一种潜在的张力，王家卫最好的作品，正是在1990至1997年间产生。1990：《旺角卡门》，1994:《重庆森林》《东邪西毒》，1997：《春光乍泄》。这些电影有共同的主题：寻找自己的身份，逃避与回归，遗忘与记忆。1997年英国的香港租约到期，跟“5月1日到期的凤梨罐头”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必追究。当一个本来无意义的数字，如此悬挂在你命运的上头，你还能说它只是一个数字吗？

1997来了又去了，时过境迁，原来可以如此happy together，甚至in the mood for love！2000年《花样年华》让王家卫在大陆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形式感细腻化正吻合大陆社会经过90年代的经济发展后对于昔日精致生活萌发的一种热情。昨日的焦虑已化为时间的灰烬，香港人大陆人一起憧憬花样年华。

60年代双城之子

也难怪他对数字敏感。读他的简历，每一个数字对熟悉历史的人都意味深长，虽然对于他的年轻粉丝来说，可能在出生之前就注定需要遗忘那些过往。

1958年出生，1963年去香港。也许你听说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但是这些终归是他懂事之前的大事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属于1960年代的香港。上海出生，香港制造。他曾经自嘲，却实实在在就是他的身证。大时代下总会有的双城记故事，而他就是那双城之子。上海，香港，恰恰是中国的两座曾经的殖民地城市。

1990的《阿飞正传》，是1960到1962年的一段故事。2000的《花样年华》，故事发生在1966。《2046》、《花样年华》里的男人在1966年住在2047房间写一本关于2046的小说。60年代是他一再的出发点。

60年代，激情四溢，全世界都high，各有各的high法。英国的四个披头小伙子让少女们发了疯；美国的黑人呐喊：“我有一个梦！”；巴黎的学生大闹学潮；而北京的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然后又以接受再教育的理由把他们都送下乡。虽然东西都在闹，可是互相隔绝着。却有香港，像一条走廊，感受着两边来的风，感受着两边的震动。

文化评论家早有文化轮回的理论。60年代文化的特殊性，也使它至今余音袅袅。对于西方来说，60年代是战后婴儿潮一代永远的青春记忆，是流行文化成为反叛力量的开始，是对西方文化和体制的一次反思，总之，也是一场“文化革命”。

而相反，中国人对于西方的60年代的理解晚了整整20年，而对自己的60年代，不是得选择沉默，就是得选择遗忘。所以，王家卫的电影中那属于香港和西方60年代的元素让人惊艳，而其关于遗忘的探寻又触及人们潜意识中的神经。

对于西方人，王家卫的电影没有隔阂，不具备大陆第五代导演的那种异国猎奇感，因为他作为60年代香港之子，接受了西方文化革命的洗礼。诸如《重庆森林》里的《加利福尼亚之梦》，60年代嬉皮文化经典；《花样年华》中唱《也许，也许，也许》的Nat King Cole，他的女儿也是今日爵士名家；谭家明说《阿飞正传》有贝托鲁奇《随波逐流的人》（1970）的影响，贝托鲁奇正是六七十年代声名大噪的导演之一。

但是王家卫让西方人推崇之处在于他的青胜于蓝。90年代在学术界引起很多笔墨的“后殖民文化”，即——来自第三世界，接受和掌握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又以结合本地情境的创新，去超越了殖民文化，反过来去影响了原来的殖民文化。王家卫对于西方电影的影响，从昆丁泰伦蒂诺的《低俗小说》一直到法国片《天使爱美丽》到索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自不待言。在都市文化的全球化潮流中，是典型的一个东西混合的样本。香港文化的特殊地域性和国际文化的超时空混搭，让他的电影既有特殊标识，又有世界性。

90年代恰逢其时

当我们回望90年代，王家卫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符号。

1990年，人们都想忘记却又忘不掉一些事情。那时他们听到《阿飞正传》里如下台词会比我们多一些感觉：

“没什么，我有个朋友考我的记忆力。她问我那天做了什么，我倒忘了，你呢？”

“是她告诉你的？“

“我还以为你已经忘记了。”

“要记住的我永远会记得......如果你有机会碰上她的话，你跟她说我什么都忘了，这样大家会好过一点。”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碰上她，也许再碰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把我忘记了。”

香港导演谭家明是《阿飞正传》的剪辑，他认为《阿飞正传》仍然是王家卫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