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业发展模式作为转型经济中的特例,所取得的成功与其生长背景和市场经济法则密切相关。
对于浙商模式,用简单一句来说,就是以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支撑地区经济发展,以个体经济的发展来推动整个地方的经济繁荣。那么浙商模式为什么会成为当地经济成长之动力?为什么浙江商业发展模式能够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一种成功的商业发展模式?这自然与浙商模式生长的背景及市场经济法则密切相关。
国有经济薄弱成就民营经济
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前或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与其它省份相比,国有经济比较薄弱,没有成为当地的主导经济,而且国有经济薄弱也正是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条件。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浙江的两大行业遍布全国,一是弹棉花;二是鞋子修理。别看这两个行业在整个经济中不起眼,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但是这不仅培养了浙江居民的市场意识,而且也为早期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我记得,在1978年改革之前,不少地方弹棉花与修鞋的基本都是浙江人。我当时在县商业局工作,与他们接触较多。在与这些最早的浙江商人的交往中,不仅了解到他们的市场意识十分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两行业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而且也知道,尽管他们的工作十分辛苦,但其收入水平要高于当时一般的居民收入水平好几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浙江居民不仅天然地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意识,而且早于其它地区的居民具备前期资本积累的条件,加上浙江的国有企业薄弱,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民营经济自然有其生长土壤。
浙商模式吻合市场本性
从市场的本性来看,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分散化决策,就是市场中的每一个当事人或企业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一个有效的决策必须有与决策权相匹配的知识结构,而知识结构包括科学知识和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知识。前者为一般的书本知识,后者是“有场景知识”。这些知识只分散在每一个个体的亲临其境或“此在”之中,离开了个人的“此在”环境,这种知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相对于他人来说,任何一个个体都或多或少地会拥有一些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只能在个人的亲临其境中获得,这也就决定“有场景知识”是不可传教给他人的。
如一个成功商人的一些经验,是无法传教他人的,即使自己的儿子也如此。因为,即使这些知识能够说出来,也由于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完全不同,而无法适用。这也就表明,只有所有的个人享有自由的选择权时,个人“此在知识”才得以利用,有效的决策才得以产生。那种集权强制的决策由于不能拥有这类“此在知识”,其决策的无效率或低效率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任何集合名词都仅是一个拟人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散化决策的市场体制才能真正地利用社会每一个人的“此在知识”,才能有效地进行决策。
但是,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体制下,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个人如何来协调呢?如果没有适当的协调机制,那么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始丛林”就不可避免,人们之间的交易不仅可能成本过高,而且也可能根本无法顺利进行。这就导致了政府与法律制度的出现。但是,政府的出现并不等于人们把自己与生俱有的权利完全拱手相让给政府,如果这样,个人的“此在知识”无法利用,有效的决策也无法获得。因此,政府的出现就是仅仅限定在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协调功能上。这就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奥尔森所称的“市场扩展性政府”。
市场扩展性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来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只有在这种政府协调机制下,市场体制才能有效运作,社会经济才能繁荣。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以往传统的行为准则不断地在打破,新的行为规则不断地要建立。而这种制度的打破与建立的程度不同,从而也就形成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浙商模式应该算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因为,转轨经济过程中,由于政府功能的缺失,产权既不能界定清楚,也不能实行有效的保护。例如,不少地方的市场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为主导。在政府过多干预或主导下,产权或是界定不清,或产权主体缺位,因此,产权运作的成本与收益也就无法归结到当事人身上。这也就为掌握资源的既得利益者或靠近权势者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缺陷千方百计地掠夺广大投资者或整个社会之财富提供了条件。这些权势者为了掠夺投资者或他人财富,各种恶意欺诈、造假等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屡见不鲜。而且由于产权不清,管理层即使有意对这些非法行为进行稽查、惩罚,以便遏止这些不良行为,但他们往往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游说、劝阻,使得管理层不仅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可能出现合谋分赃来掠夺民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一定会猖獗。而且谁最猖獗,谁就能够获得更多利。
浙商经验的成功内核
浙商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从一开始就走出了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与干预。如何界定政府功能,如何让每一个人在市场法则下充分调动其有利于经济发展之因素,克服计划经济或转轨经济之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浙商模式以前是一种经验,现在及未来也是如此。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成熟,这种模式转型也是自然。不过,浙商模式的转型并不等同淘汰,而是为了更加适应已经发展了市场经济。
因为,在成熟的市场中,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浙商模式不仅其专业化程度会受到来自市场的种种挑战,而且其市场份额小、交易成本高等都容易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家族公司的种种缺陷会在成熟的、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中暴露无遗。最近几年,浙江不少中小企业逐渐地由家族公司转变为公众公司、由国内公司转变为跨国公司便是由以往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替代式,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浙商模式的一个新起点。可以说,如果没有浙商模式的基本内核与基本精神,那么这个新起点要走向新辉煌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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