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搭档叫杜可风，19岁的时候，他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坐上一条船出海来到了中国。20年之后，他再回到澳大利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他不属于中国，也不再属于澳大利亚，他只属于他自己。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这个能把一场电影的推广秀说得满场戚然动容的导演，只能是王家卫。在他的新电影《蓝莓之夜》的北京发布会上，10个在网络上被选中成为“蓝莓女孩”的年轻的女孩子，要搭乘上“蓝莓巴士”，像片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全国的10个城市中漫游。风尘仆仆、古铜肤色、高大身形的王家卫在会场门口和她们拥别：“我的每部电影都像是一个旅程，通过路上所发生的一切，逐渐形成它们自己的生命。希望你们也都能在旅途中找到灵感，实现自己的梦想。”一句话是无需花费什么成本的，但听起来如此无私却很难——就像是这个48岁的男人正在和她们分享自己的精神生命，实在很难不让一个年轻女孩的眼前迸发出魔幻的色彩。
在摄影灯的照射下，佩戴着墨镜的王家卫穿上黑色的夹克，身上弥漫着一种颇具金属质地的未来感，让人恍惚间感觉到了一种世上最不搭调的联系——《花样年华》的导演和施瓦辛格扮演的终结者。在镜头前面，王家卫的每一个动作都如此驾轻就熟，只是在摄影师请他把手放在耳朵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挠头皮的动作，表现出了唯一的一点不自然，然后笑了：“有点不适应啊。”
不过没人能看到他眼里的表情，据他说，他的墨镜就是查理·卓 别林的胡子。
我很能吃
食物，代表一种情绪。对于王家卫来说也是如此。好像凤梨罐头之于《重庆森林》，蓝莓之于《蓝莓之夜》。
“我很能吃，什么都喜欢吃，大部分好的导演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种生命力。”经历了一天的紧张活动后，王家卫的语气已经开始略带疲态了，但他健朗的神情仍然论证着这句话。对王家卫而言，他可能比其他的导演还需要从食物中汲取更多的生命力，因为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他还要经营自己。这无疑耗费了他更多的精力，但同时也给了他自由。
1990年，树立了王式电影风格的《阿飞正传》票房惨败。“比票房不好更重要的是，当时有很多人不喜欢我的电影。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在电影院看完了《阿飞正传》之后出来，有人问他认识王家卫吗？他说不认识。当时很多人都对我的电影很愤怒，他们原本是想去看一个类似《英雄本色》的片子的。有一次，一个韩国电影院的老板告诉我，《阿飞正传》放完以后，很多观众都把汽水瓶扔到银幕上。”
虽然《阿飞正传》随后在港台影坛狂揽11项大奖，但在票房上确实让投资人备受打击。在这样的情境下，王家卫成立了泽东电影公司做自己的老板。导演和商人都是要让人脱皮的事业，但身兼两职的王家卫却无法停下来，不是没有休息的欲望，而是因为害怕一旦休息就会停滞太久。“快要崩溃的时候？太多了！”王家卫摇头笑笑。我们也在笑：“还以为只要王家卫一出现，大家就都安全了。”
“我记得我们电影拍摄去选景的时候，经过一片沙漠。你会感觉你看不到尽头。半个小时之后，可能车开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不断地重复这半个小时，那就是很可怕了。人最痛苦的事就是在一段时间重复做一件事情，并且你知道这是改变不了的。”
这个时候会隐约感觉到，王家卫和那个半是钢铁半是人的终结者，是的确有某种共通之处的。
那是你们的想象
从《阿飞正传》之后，王家卫的电影风格就没有再产生过什么转折，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无法不使用的语言，但在王家卫的眼中，人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实际上，在进入真正拍摄的过程之前，他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带着一种茫然的心态，对未来有着绝对的信心，却又几乎全然不知。
“在阿根廷，梁朝伟和张国荣有一场戏在房间里。当时他们的眼神看着摄影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不是会有一种新的拍摄方式。我们尝试把灯扔到床上，再去拍摄他们两个人的画面。”
王家卫的电影之所以屡屡给人们惊奇，是因为他们在片场中也不断地被自己惊到。在这个甚至连演员都事先不了解剧本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像个学生，在学习电影是如何在一团混沌中慢慢地遭遇一个又一个意外，并渐渐浮现出自己的形体。譬如在《重庆森林》的拍摄过程中，扛着摄像机的杜可风被宾馆的保安连追带打，这次既兴奋又窘迫的落跑偷拍后来竟然造就了林青霞那一段摇摆迷离、至今为人称道的段落。
王家卫不是那种要事先掌控每一个细节的导演，而是愿意接受未知，并乐于去启发每一个人达到自己的状态。就像在《蓝莓之夜》中，他会让诺拉·琼斯和裘德洛拿来自己喜欢的音乐，听着这些音乐去旅行，并把它们拿来当作真正的配乐。
我们常常幻想王家卫电影中所有的颓废、优雅和深情，都是在主创如泉的灵感和生活的体验中喷薄而出的。但王家卫说：“那只是你们的想象。”他并不承认这些故事、画面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任何关系，甚至也不认为是单纯从演员的身上发掘出来，而把它们看作对一个又一个碰撞的精心选择。他欢迎所有的意外来敲门，甚至观众也是这场意外的一个部分，我们对任何一个场景的合理想象，也都在延伸着王家卫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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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占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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