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的方法

今年的3月初，我陪着冯象先生在清华园里游走。那时北京还有一些冷，冯先生带着一顶针织的帽子，寒气甚至把他的鼻尖冻红了。

不过我并没有因为初春的寒意就停止对先生的追问，我像一个刚刚入学的大一学生，几乎想把所有的疑问都献给他。先生的语调低微、斯文，但是也如同他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样，旁征博引，大开大合，且绵密有致。我记得他提到了一个相对生疏的名字——法律专家杨鸿逵。冯先生告诉我，杨鸿逵是最高法院资深法官，长期从事民事法律研究和审判，造诣深厚，国内一流。杨编著过一本看上去比较呆板的书：《人民法院案例选》，案例为各方收录，但他对每个案例所作的按语，却是今日中国法学界诸多人士手不释卷的座右铭。1989年以后，杨先生一直郁郁寡欢，直至2005年1月解决副厅级审判员之职，但已经检查出患肝癌晚期，无法治愈，到2005年10月21日凌晨，不幸病逝，人生不过50有余。冯象援引杨鸿逵的诸多观点，是为了引出司法条款背后的价值判断，并提醒我，现代司法条款固然严谨、有序，但绝不是如同电脑程序一样的枯燥机械，这些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司法人员拥有清晰的价值取向。至于如何建构价值取向，冯象提出了久违的“通识教育”命题，并呼吁国内高校应该把专业性的法律教育放在研究生阶段，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应该普及到所有在校学生。

这么看来，我其实是一个法盲。不仅是条款上的陌生，更是法律精神上的苍白和法律方法上的陈旧。我想起从去年开始火热、一致绵延到今年的《物权法》讨论，想起我自己在私有产权制度上的理直气壮，想起人们对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的批评与谩骂，忽然发现我们其实是一群不会思考的书呆子。冯先生认为，无论巩献田教授的观点在理论上多么站不住脚，但他在论战方法上，打出的旗号是《物权法》违背了宪法，这在另一个向度上极大地提高了宪法的位置，使得无论是高层、还是学界，都对宪法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敬畏。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样的方法论太有意义了，甚至超过了物权法出台本身。因此，冯先生认为，在一个渐渐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有必要对巩献田教授保持起码的敬意。

转眼之间，又一个深冬来了，冯先生回到了美国，回到了他温暖的家，而我们却还在一些常识面前争论得面红耳赤。记得告别的时候，冯先生说，其实，辩论最能凸现一个人的贵族气质，要学会守住底线，要学会守住辩论的场域，无论何时，坚守价值体系，保持对对手的尊重，才是一切方法中最高贵的方法。而这，正是法学的起点和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