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代百年的演变,精英意识和民粹观念虽然表面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骨子里有没有根本改变还很难说。
把“精英”看作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性描述,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能力比较出众而不以道德水准或政治观点划线,比如正统的曾国藩和反叛的洪秀全都是“精英”。过去真正的精英社会可能不用“精英”这个词,而用另外的词,比如用“君子”、“士大夫”、“圣贤”。现在人们可能换了一个词,比如“领袖”,或者“先锋队”、“公仆”。或者我们还可以用更明显的数量上的标志,精英肯定是少数,而大众总是多数,这也是一个中性的和客观的标准,没有道德上的褒贬含义。
今天成为“精英”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标榜自己是“民粹”。“民粹”观念在今天相当流行,并不需要很突出的代表。无需代表,这恰恰说明它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基本氛围。我们都受这种气氛左右,都努力想成为“平民主义者”或至少不与之为敌,这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很欣赏精英,或者说渴望成为精英,“希圣希贤”。那时候也不忌讳说自己是精英。但是在今天弥漫的一种气氛里,谁都怕说自己是“精英”,别人要是把“精英”戴在自己的头上,马上就否认,唯恐避之不及。雪村是一个歌手,他父亲是一个少将,但他把自己打扮得比平民还平民,挎一个黄书包,骑一辆破自行车,积极地表现自己没有任何特殊身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比底层还底层,但他骨子里还是精英一个。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其实还是“民粹”为表,“精英”为里。
“精英和大众”的新关系在近代特别突出。在古代,精英和大众是拉开距离的,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从孔子一直到梁漱溟都非常明确,大众和精英永远有这么一个差别,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到了近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要求精英和大众结合。而一旦谈到这两者的结合,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因为结合有多种方式,也不排除有一种结合是以“多数”为号召,甚至为幌子,实际上是一种更厉害的“一人统治”。也可以说,经过近代百年来的演变,精英意识和民粹观念虽然表面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骨子里有没有根本改变还很难说。
我曾经提到过“三个传统”,即“千年传统”、“百年传统”和“十年传统”。近代以前的“千年传统”,如果从这种多数和少数、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来观察,基本上是强调精英,或者是君主之下的“圣贤”。20世纪的“百年传统”,我们开始走向唤醒民众,试图让民众成为历史的主宰,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但后来发展的结果是,多数只是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的 “十年传统”倒比较脚踏实地,真的是想老百姓所想,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今天,作为政治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大概谁都要顺应民意,关注多数。而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去处理?可以看看王小波的态度,他很平民,其实也很精英。在内心的深处他有一种孤独,追求优秀和卓越;但另一方面他也很大众,肯定不会想干预别人的生活,不会想去搅动老百姓,而是让他们过平稳的好日子。他在公共领域可以寻求一种共识、一种宽容、一种多元,但私人领域他绝对执着和优雅,认为人不能像物件一样活着,至少他不能如此活着,一定要有另外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只是不要以自己喜欢和追求的精神性压制大多数老百姓。当然,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已边缘化,就是一介平民,需要廓清和理顺的主要是一个安己亦安人的态度问题。
关于超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说法,我颇为赞同,主观上应当如此。但这两种东西可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尽管我们自己常常在心里更欣赏或宽容某个极端,但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候考虑如何大致达到一种平衡,而不一定要断然地站到某一种极端立场上去。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伦理学及人文历史、人生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良心论》、《选举社会及其终结》,译有《正义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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