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北京人。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1999年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现在40岁以上的中国女人在她们的青春期大都经历过一种禁欲主义的成长氛围。表现之一是对第二性征的恐惧和拒斥。尤其是乳房开始发育时，很多女孩惊慌失措，完全不敢挺胸，以致因此变得微微驼背。曾几何时，世风巨变，平胸的女人们已经要花费巨资冒着终身残废的危险去丰胸了。看着互联网上关于注射式丰胸给人造成危险的热闹讨论，令人感到恍若隔世。
在中国，性的意象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禁欲主义的发祥地在西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交更是污秽而堕落的。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则有性但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某人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吃鸡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肉”或“白肉”；“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甚至连钢琴腿也用粗布遮盖起来，怕引起不良的联想。更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认为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疾病就是疾病，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我想，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病。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在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这种情况在近现代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上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20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如今，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荒唐而枯燥的年代，进入了一个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的时期。那些冒着各种危险去做丰胸手术的女人就是这个新时期的代表，尽管她们的选择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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