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议论“传统文化热”(或者叫“国学热”)的现象。这一波“国学”复兴热潮以许多具体的传统文化表征的复活为标志,其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经济成就带来的新的文化自信,以及和平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
其实,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20世纪,传统文化有一种“空洞化”的状态。一方面,我们为了追求民族复兴而高扬“民族精神”,激励我们在逆境中追求富强的努力,我们往往用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及其事迹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另一方面,我们则将许多传统文化的具体表征视为落后、封建的标志而加以批判。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状态:在“抽象”的“民族精神”的高扬方面,我们曾经做过很多努力,而对“具体”的许多传统的表征加以批判和否定,简单地以“移风易俗”等方式将其抛弃。所以,20世纪中国面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有争论。有些人认为我们过度地强调传统,也有人认为我们在“全面反传统”。其实这是对“抽象”的传统和“具体”的传统的不同选择。
冯友兰先生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的说法,其实是当时中国文化选择的一种表述,道出了那时我们继承传统的方向。而今天的“国学热”是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在一个经济相对富裕,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告别了民族悲情和屈辱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认识到“具体”的传统文化对于日常生活和价值选择的意义。
面对新的“国学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中西”之间的关系。最近,有关易中天、于丹等人的“电视讲古”潮流的争议,关于李白是否“古惑仔”的争议,以及一度被误读和炒作的、和我有关的所谓“孔子和章子怡”的问题等等其实都凸显了这类关系的微妙和敏感。一方面,一些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在当代生活中的式微,对于传统的“空洞化”感到焦虑,急于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光复旧物”,弘扬传统。另一方面,也有些人由于新的文化自信的产生,而对于中国文化在全球的状态也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急于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向全球推展中华文化。其实,这样的强烈要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其间所遇到的问题却也无法忽视。
首先,在“古今”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汉语的表达上,“文言”和“白话”是有很大差别的,而古今生活的差异更是巨大。传统文化经过了20世纪的“现代性”阐释之后,其实已经和过去有极大的区别。其中的“可释性”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差异如何得以克服,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阐释传统文化,尤其是让当代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传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凭着我们一厢情愿的要求就能简单地实现。这要求对于传统文化的“可释性”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便于传统文化在中国内部的传承。
其次,在“中西”文化之间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我们会遇到语言方面、生活方面、价值观方面的诸多问题。其中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成为国际上其它文化易于理解的内容,也就是“可译性”问题,其实是我们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种认识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但从文化的“可译性”方面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这种说法也是有依据的,也就是说,中国更加易于被它国理解的文化反而更容易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在对外的文化传播中,关切“可译性”的问题可以说是难以回避的,只有具有“可译性”的文化才可能被了解。
如何让传统文化具有新的“可释性”和“可译性”,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的工作,需要我们有灵活的策略,坚定的意志,对于传统的认真思考和了解,对于当下世界的开放与平和的视野和胸怀。
如何让传统文化具有新的“可释性”和“可译性”,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的工作,需要我们有灵活的策略,坚定的意志,对于传统的认真思考和了解,对于当下世界的开放与平和的视野和胸怀。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论著多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为当下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做出了重要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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