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住在伦敦东区的学生，每天早上都被电钻吵醒，他出门，问施工者:“什么时候能安静下来?”工人师傅说:“快了，等到2012年开奥运会的时候就安静了。”英国的报纸上也能看见这样的题目《伦敦东区:旧貌换新颜》。对北京的居民来说，奥运会的闹腾劲儿随着倒计时一周年快进入高潮了，我们也快安静下来了。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说:我们现在谈的可是奥运会。你难道没有意识到，整个英国的未来都取决于这场为期16天的赛事吗，即便它展示的是几十项大多没什么看头的体育竞赛?这篇文章是为伦敦东区的拆迁鸣不平的，东区的一些破旧工厂将被迁到郊外，业主们得到了拆迁款，但不可能按照升高后的房价拿到补偿。
日内瓦有一个人权组织，叫住房权利和驱逐住客问题中心(COHRE)，他们的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由于奥运场馆建设，全球至少有200万人失去自己的住所。为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72万人被强制拆迁，当时的市政府把“拆迁工作外包给私人实体组织”。在北京，也有很多人因为奥运相关建设项目失去了原有住所。
《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北京的拆迁，一市民说:“无家可归的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房子，抢走你住宅的人却开着奥迪车从你身边经过。”这是弱者的呼喊。再看看北京一位文物专家说的:“北京旧城区里现在85%以上都是房管所的房子，私房户很少了。房管所实际上就是房东，说白了，房东让你走你就得走。现在给你贴钱，让你从一个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还不满足?”从法理上，这专家说的不错，但从更高的道理上说，政府应该知其所限，不能对公民为所欲为。
早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举办之时，顾拜旦就对雅典人强调，“现代体育运动显示出两种趋势，首先它正变得民主，其次是变得国际性”。他所说的“国际性”现在的概念是“全球化”，他相信，随着世界人民的交流，“在他们中产生了一种高尚的竞赛，鞭策他们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4年前，当奥运会在希腊这个文明古国举办的时候，46岁的希腊总理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说:“希腊是一个现代国家，有现代人的抱负。我们希望进入欧洲主流社会，并协助推动欧盟向前发展。”他相信，奥运会举办成功将带来政治上的实惠，提升希腊在欧洲伙伴以及巴尔干邻国眼中的国际地位。
明年8月，会有一些西方人，但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人，来到首都北京。我们会珍惜手中的奥运门票，哪怕是一些冷门项目，参与盛事的荣誉感会比比赛本身是否精彩更重要，我们会看到，中国运动员不断夺得金牌，我们在金牌榜上占据第一的位置，夺取金牌的画面会在电视上重复播出，传递到偏僻的山村与草原，直到每个人的自豪感都被激发。
其实，100多年前，在京师大学堂举办第一次学校运动会的时候，校长先生就有讲话:“人人有振武之精神，则自强可恃仰见。”当时的报纸也有评论文章，将一个运动会与国富民强的梦想连接起来:“使吾国事事进化如此，20年后将不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吾不信也。”50年前，我们办自己的第一次全运会时，有了“国庆十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那时国家遇到困难与灾难，运动会的规模和经费都被压缩，我们也被排除在国际体育大家庭之外，但体育与国家形象的联系似乎更紧密。
期待一次奥运会就能把我们变成民主的、现代的社会，这想法和把奥运与强国梦联系在一起一样，都是幼稚可笑的。但我们依旧会祝福:好运，北京!我们的子孙会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50年后，这里也许能变得更美好一点。时间有它另外的、更大的跨度，我们总会在奥运会过去1年甚至20年后再检点它留下的遗产。那时候我们的目光，可能不会放在琐碎的事务上，而是更加宏观地看待2008年的奥运会能给北京、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苗炜，《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专栏作家，著有《五魁首》、《有想法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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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占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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